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美好生活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样态，其不仅包括物质生活，同时还包含人民生活方式、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发展方式等方面的全面变革。

　　当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虽在不断完善、农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升，但农村的人居环境状况很不平衡，脏乱差问题比较突出，仍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短板，与农民群众美好生活的期盼存在较大差距。

　　在此背景下，2018 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将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作为建设美丽宜居乡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 [1]

　　2021年又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接续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扎实推进农村厕所革命、生活污水治理、生活垃圾、村容村貌提升等工作 [2]。

　　由此，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作为新时代实现农民美好生活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成为了当前农村基层治理中一项重点工作。

　　笔者与团队近期在粤西T镇16村开展乡村振兴专题调研，在调研中发现，近几年国家主导的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大幅改善了农村基础设施及村庄环境面貌，但同时也存在许多突出问题，如农民普遍参与度不高，农民获得感不强，整体呈现“干部干、群众看”现状，陷入国家资源投入越多、农民认同感越弱的内卷困境中。为什么会陷入此种治理困境中？

　　基于T镇16村的调研，笔者认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陷入内卷化困境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原因：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涉及农民生活领域，如生活方式、卫生观念、个人习惯与地方风俗等等。目前人居环境整治的相关政策指向，呈现出以城市标准改造农村的趋势与理念。如强调村庄要保持整洁、干净、美丽，规定农民的房前屋后禁止堆放柴草买球的app、禁止农民散养鸡鸭等家禽家畜。

　　调研过程中，16个村几乎每位村干部都谈到这个工作十分难做，并认为“我们本来就是农村，现在的要求完全是按照城市的方式来强行对农村进行改造，和农民的实际需求偏离。”从村民视角而言，他们也都认为：“我们农村本来就和城市不一样，不能用城市的眼光来看农村。”

　　因而，自上而下设计的“美好生活”规则与自下而上的农民实际生活需求脱嵌，进而导致人居环境治理工作陷入到“内卷”状态中。

　　村庄是农民生产生活的重要场域，因而当国家介入到村庄环境治理中时，需要理解在这一空间场域内人的生活逻辑。

　　正如著名的建筑学家吴良镛先生认为，人类聚居区是一个复杂系统，其不仅包含住房、景观等外部物理空间，同时还与社会系统、人类聚居文化系统、工程技术系统及地域系统相互交织，因而应以系统性、整体性的视角来看待人居环境。 [3]

　　人是人居环境的核心，因而在看待农村人居环境时，不仅仅只是关注其物理空间的改变，更要关注生活于其中的人的行为。之所以当前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出现与农民实际生活逻辑背离的现状，核心在于没有深刻理解农民在村庄中的生活逻辑。

　　现代制度是以现代商业社会为基础进行设置和安排的，推动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相关制度具有明晰化的、具体化的时间安排，要求在某一时间节点达到相应的整治效果。

　　同时为了督促基层政策执行力度，还会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检查和抽查，“算下来上级每个月都有一次检查，省-市-县三级不同层级都有人下来检查我们的环境卫生”，这意味着村庄需要长期保持干净卫生才能保证检查时不被扣分。

　　但是在村的农民，尤其是粤北这类普通的农业型地区，多数农民在村里都会从事种植或养殖等农业活动，因而他们在村庄里往往是根据农业生产内容来安排自己的生活。

　　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阶段性和临时性等特点，因而农民的时间规划也具有不规则性，一般农忙时可能就没那么多时间清扫房前屋后的卫生。由此，从时间秩序上来看，人居环境治理中的现代化标准化管理与农民的不规则时间观念使用之间存在错位。

　　在村民看来，庭院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私人空间，“自己家的院子里如何堆放柴火、放置物品是自己的事情，政府不应该介入到私人空间内来。”而且，作为自己的私人生活空间，一般都是怎么方便怎么来，尤其对于需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而言，农具等一般都习惯性放置于最方便拿取的地方。且本地因为靠山，许多农民有砍柴烧柴火做饭的习惯，因而他们的房前屋后都会有柴火堆。

　　出于便利买球的app，村民在对空间的使用上存在随意性，而政策又规定他们要按照要求将用具和柴火堆放在院子内部，且还要摆放整齐。访谈过程中有村民谈到，“农村不都是烧柴的吗，这里不准放，那里不准放，那放哪里。”

　　对于鸡鸭圈养来说，也需要有相应的空间来安置，正如有村民讲到：“圈养鸡鸭也是需要一定空间条件的，天气太热的时候如果没有树荫，鸡也会受不了的。如果房子旁边刚好有一个空地或者山林买球的app，那就比较适合。但像我们这里每家每户挨的那么紧，哪里有空间去圈养家禽。”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为了达到上面的要求，因房前屋后没有合适的地方，有的村民就只能将鸡鸭圈养在自己门口，看起来鸡鸭被圈起来了，但难闻的气味全部聚集在了一起，村民一打开门就会闻到。 而且在村内散养鸡鸭一直是农民延续多年的习惯，许多农民很难理解，为什么以前可以而现在却又不行了。

　　不仅对于农民而言这一空间使用秩序很难按照上级规定达成，对于鸡鸭等家禽而言它们也很难受制于有限的空间约束，哪怕把它们圈养在固定的空间，很多鸡鸭也会跑出来。

　　三是价值观念上，自上而下城市生活标准的单向度输入与农民朴素的实用价值理念存在冲突。

　　当前对于农村的人居环境整治整体上按照城市生活的标准来衡量乡村，希望将农村和农民按照城市与市民的生活方式进行改造，单向度的追求村容村貌的干净美丽而不计算投入的经济成本与时间成本。

　　但在农村这一场域内的普通农民，他们在长久生活经验中习得了理性化的生活模式，因而对于人居环境他们有着经济、实用、便利等多方面的价值考量。

　　如从经济成本上来看，散养鸡鸭的成本会比圈养低。散养状态下的鸡鸭会去山里、地里自己找食物，那么对于农民而言就可以减少喂养成本。同时烧柴火比用燃气划算，柴火可以零成本就近获得，而燃气每次都需要缴费，在村的农民多数又都是中老年群体，经济能力有限，因而更倾向于用免费的柴火做饭。

　　从时间成本上来看，打扫卫生、把柴火堆放整齐等等都需要时间。“我把柴从山上砍回来，一般就放在院子，如果要按照现有的规定摆放整齐，我就要把柴火一根根砍整齐，一个星期的量大概要花费一个下午来砍”。

　　过于精细化的规定和过于频繁的检查，需要农民花费大量时间来配合，因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正常的生产生活。

　　因而，自上而下的城市生活的改造标准与农民理性、实用、方便的生活理念相背离。

　　村庄是农民生产生活的重要场域，当前的问题在于政府所设计的美好生活的规定与农民的实际生活逻辑相背离，忽视了农民生活在时间、空间与价值层面上的实践特征，影响了农民正常生产生活，因而引起农民的不满情绪。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除了理目标的错位外，治理过程的刚性化也使得这一政策逐步与农民实际生活需求相偏离。

　　在当前强国家背景下，行政体制内部变得越发刚性化。一方面国家向农村投入大量资源，以此推动乡村建设；

　　另一方面，为保障基层能够贯彻国家政策意图，资源下乡的同时伴随着频繁的监督与严密的考核，以此规范基层政策的执行过程。由此带来的结果便是行政体制越发刚性化，政策执行过程也因自主空间的压缩而缺乏弹性。

　　政策转换是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之间的中间环节 ，是保证中央政策目标在逐级传递中保持有效性的重要基础。

　　良好的政策转换能推动政策根据基层实际需求实现在地化转换，进而增进地方整体治理效能，反之，转换失灵则会使得政策脱嵌于基层实际需求，导致基层治理体系内部出现冲突与混乱 [4]。

　　实践调研中发现，农村人居环境政策当前作为一项政治任务进入到基层，治理实践在执行过程中被现有行政体制所吸纳，从中央到省市各级政府为了推动落实这一工作在基层的落地，通过督查、排名和问责等方式压实责任，由此使得基层地方政府政策转换空间完全被压缩，因而难以结合地方实际情况执行自上而下的国家政策。

　　自上而下的行政控制权的强化对人居环境治理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县级政府政策转换空间被极度压缩，从而将压力传导到镇村，由此使得政策逐步与农民实际需求脱节。

　　正如在与乡镇干部访谈时，他们谈到“上面省市县各级政府、不同部门都会对他们有考核和督查，既有定期的也有不定期的，排名在全县落后的乡镇就要上台做检讨。

　　其实县里也知道他们的实际情况，但县里也要面临省-市对它的考核。都知道那些考核指标有问题，有些内容不符合我们基层实际情况，但县里也没办法，它们也面临着排名问责的压力，如果排名落后县委书记就会被通报批评，还需在大会上做检讨。所以县里也没办法，只能跟我们镇一级施压。”

　　由此可见，在自上而下的强行政控制下，县级政府对上负责的面向更为凸显，因为在排名竞争中一旦落后便会有可能对自己的政治生涯带来影响。

　　一方面为了避免问责，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能够在竞争中凸显优势，县级政府会越发选择按照与上级相一致的指标体系进行执行，并且还有可能在此基础上进行加码，而缺乏在地化转化空间与动力。

　　中间层级的政策转换机制逐渐失灵，也就使得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脱离实际，而自下而上的反馈与诉求也就难以真正进入到政策调整决策中。这也是在T镇调研中比较突出的问题，镇村干部作为政策的执行者，哪怕他们将实际情况与农民需求向上反映，但也仍然难以得到反馈，也即依然要按照现有的政策方案进行推动，整体的政策执行呈现刚性化趋势。

　　在基层政府的行政控制下，原本作为自治组织的村级组织也逐渐被行政吸纳，这使得原本可以发挥自治功能的村级组织，逐步失去了群众动员能力。

　　虽然按照国家要求，要让农民成为美好生活建设的主体，但在当前刚性化的考核与监督压力下，村级组织的行政化面向过强，使其不仅难以动员群众，反而还会加剧群众旁观心理。

　　一方面，在强行政压力下，村级组织面对难以完成的任务只能采用的方式予以回应。如在上级来检查的时候，临时通知村民关好鸡鸭；或者专门带上级去打造好的几个点参观；或者在检查来临前，搞运动式治理，临时花钱请一些工作人员打扫卫生等等。

　　这些做法都被群众看在眼里，在他们看来，村干部又在做形式工作了，因而使得他们在面对人居环境整治这项工作时，进一步强化了“这是政府和村委会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的认知。

　　另一方面，由于上级检查过于频繁，村干部也逐步失去了动员村庄内生力量的能力。社会内生性资源虽然是低成本的，但却也是可贵的。即在关键时候动员群众，是能够形成强的合力，共同完成集体任务。

　　但如果过度动员，也会造成内生性资源的损耗。即大家哪怕有时间也不愿意再配合村里的工作。

　　正如有干部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你要别人做一两次义务劳动是可以的，但如果每个月甚至每两个星期都要他们参与，而且还是免费参与，是谁都不会愿意的。”这也意味着，当过度强调积极动员群众的时候，反而我们会丧失动员的能力。

　　[1] 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

　　[2] 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

　　[3] 段汉明,武廷海,白云帆.钱学森的科学思想与吴良镛的人居科学[J].人类居住,2017(04):50-54.

　　[4] 仇叶.县级政策转换与有效治理——对中国公共政策过程的反思[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1(03):99-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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